云初之所以看不上李贤，完全是因为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驾驭长安，没有办法驾驭长安，自然就没办法驾驭云初这个人。

李弘是云初从小就开始教的，虽然没办法对他进行最完整的后世教育，却做到了基本了解，李弘知晓长安是如何运作的，更加知晓长安富裕的根本是啥。

李贤？他啥都不知道。

他学的儒家文化，并不是实学，只是维护社会秩序的一套价值体系，儒生知晓一点数学，却从不把数学与社会经济联系到一起看，也不教自然科学和地理。

这样的老师教育出来的弟子，毫无逻辑创造的才能，生活中都是一些机智的文字游戏，婉转的甚至是转弯抹角的表达方式，以及引经据典的考证，并且是以空对空的考证。

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造成了形式主义的极度泛滥，发展到最高层次便是赫赫有名的——清谈政治！

他们对于经济管理采取的是放任自流的态度，或者说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对一座城市，一个州县进行有效的经济管理。

仅仅依靠吟诗作赋式样的管理，一代代的就这么延续下来了。

长安的繁荣是建立于数据管理之上的，长安，万年两县人手最繁杂的部门，不是不良人，而是会计部门。

云初其实是通过会计部门的报告对长安进行有效管理的，那些产业过剩，官府就会刻意压制一下，那些产业有空挡，官府就积极推进一下，那些必须的产业还是空白，官府就努力的扶持一下。

就是这样十数年如一日的管理，调拨，才造就了如此百花盛开的长安。

农业因为在种子，肥料上没有一个大的突破，在长安经济活动中的比例已经弱小的可以忽略不计了。

只是因为长安一直对农业进行着大规模的补贴，才让长安的农业看起来似乎比较重要。

也就是似乎而已，在税赋年年增涨的情况下，长安官府甚至对于大唐的根本——租佣调的管理都不怎么上心了，以至于长安附近的农夫成了大唐社会上最幸福的一个群体。

云初把自己跟李贤对峙的事情写成了信，准备寄给李弘，同时，他想把自己重新编纂出来的一本《大唐政治经济学》一并寄给了李弘。

《大唐政治经济学》的一部分内容李弘以前就学过，这一次不同，云初通过实际管理长安总结出来的经验，重新定义了这本书，也可以说，这是自古以来，中华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本如何科学管理一座城市的书籍。

温柔不给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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