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田骨还要贵；于是只要获得了耕种权，那么转手就可以佃出去，获取不菲的利润。对于底层农民来说，他在获得收成后，首先要给土地所有者一笔额租，然后还要给耕种权所有者一笔皮租。虽然两者高低根据土地丰瘠情况各有不同，但也使得贫者愈贫。

福建人为什么自明代以来就有出海下南洋的风潮？无他，就是因为皮租太高。本来就耕地不足，八山一水一分田，有些地区的皮租甚至超过了额租的数倍，导致越种地越穷。

北海镇要想将关内土地收为国有，光拿到田骨是没用的，甚至暂时拿不到都没关系，田皮才是最关键的。相反在关外就没有这个问题，所有的生产资料都是自己提供；说句难听的，赵新一开始招收流民，他要把地租规定成“倒三七”都有人抢着干。

多新鲜啊，什么生产资料都不用出，而且拖拉机的工作效率还那么高，流民所付出的只是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的辛劳，就能获得比关内更高的耕种利润，而且还能拿到五十亩地的永佃权，傻子才不加入呢！

陈青松一口气说了这么多，孔绍安也有了些想法。

“陈老师，那我回去就先从减租入手，您觉得如何？”

“唔......光是减租恐怕不行。地主对农村经济的控制，这块阵地我们必须拿到50%才行。决不能让他们既控制商业资本，又控制高利贷资本！”

“我明白了！说一千道一万，不能让他们在地租、商业利润和高利贷之间互相转化。”

说起地主放高利贷的问题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--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。此人是康熙时期有名的学者，曾任左都御史和刑部尚书。话说徐家在昆山放高利贷那都名标史册了，当他被弹劾归家后，明珠的外甥为了报仇，搜集徐家的罪证，其中就有放五分利的印子钱，徐乾学被吓得吐血而死。

可到了乾隆时期，五分利算个屁啊！十分利都有。

清廷曾限制民间借贷利率，要求最高月息三分。但把持着从城市到农村高利贷市场的地主士绅们却上下其手，使之成为白纸一张，有些地方百分之百的年息已经成了通常现象。至于京城供官吏行贿买官之用的“京债”更是一本万利的买卖，这年月读书人只要开始进京赶考，就一定会和钱铺、账局打交道。

北海镇之所以会对所有来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提供一笔津贴费，也是考虑到他们有可能会借高利贷，最终引发权力货币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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